詩人、言論家 李敏勇

戰後的台灣美術，地理的風土性遠強 於歷史的意象性。在台灣的美術家﹕包括 台灣人美術家或戰後隨國民黨政府逃亡來 台的在台中國人美術家﹔包括繪畫、雕 塑，大體上莫不呈現這樣的侷限性。因 此，若說戰後的台灣美術缺少戰後性，也 不為過。

戰後性──這一意義當然並不完全排 斥地理的風土性。但是，戰後性更大的條 件在於歷史的意象性。這種時間因素或時 點因素，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展開的世界 性文字或藝術運動中，透露出文學家，藝 術家敏銳的感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 性﹕一方面世界性共通的戰爭體驗使文學 家，藝術家在文藝表現上必須反芻這樣的 歷史﹔另一方面各國在戰後展開的內部經 驗也使各國的文學和藝術加以審視。

戰後的台灣美術，在這樣的背景下， 顯然不能無視太平洋戰爭經驗，不能無視 中日戰爭經驗﹔不能無視二二八經驗，不 能無視國共內戰經驗。但是台灣人美術家 或在台中國人美術家的美術作品裡又有多 少這樣的介入和探觸呢？美術家們也許會 「義正辭嚴」地說﹕美術畢竟只是美術﹔ 美術家終究在於描繪美、呈現美，美術和 美術家對歷史也無能為力啊！但這樣的說 辭，是曲意逃避的。

以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教訓為例，我認 為這不僅是戰後台灣人精神史裡最重要的 經驗，它的破減性對於台灣人精神史裡的 破壞、扭曲、壓制更是最嚴重的因素，做 為台灣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台灣的文學和 藝術如果不對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加以記憶 和發現，那麼台灣的文學和美術的精神史 發展就和台灣人的精神史發展一樣，會呈 顯殘缺和不全。

特別對於台灣美術來說，美術的視覺 性特質長期囿於地理的風土性而少於歷史 的意象性﹔多於教養性而少有教訓性的景 況，再重新對二二八的歷史加以記憶和發 現，對台灣的美術和美術家是重要的課題 和經驗。台灣的美術和美術家也許從對二 二八事件歷史的記憶和發現，更能形塑出 藝術的地位和價值吧！

發生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對 於許多資深美術家是活生生的生命體驗。 這一事件的恐怖和驚懼在許多資深美術家 的心靈中必定烙印了鮮明的記憶。儘管資 深美術家的完成展出作品裡並未呈現出二 二八的歷史記憶，但是在他們的腦海裡， 我相信有一幅一幅心象強烈的圖影，而二 二八事件，對於繼起的各世代美術家而 言，或因歷史的認識，或因探求的認知， 相信已然形成等待發現的記憶，那樣的歷 史心象或隱或現也會盤旋在腦海。

一九八○年代未期，台灣對二二八事 件展開了探究，並從探究中追尋正義與和 平。這樣的連動，從政治上而言，是民主 運動和獨立運動﹔但從文化上而吉，則是 意識覺醒運動和人性再生運動。做為一個 關心、參與這樣的運動的文學工作者，我 ，一直期侍台灣的文學藝術，包括詩、小 說、音樂、繪畫、雕塑、電影、戲劇能夠 對二二八事件加以記憶和發現。這樣的期 待對於美術家尤為殷切。

美術的視覺性對於歷史經驗的記憶和 發現具有比其他藝術領域更特殊的力量。 美術所呈現的圖像對於面對著它的人們 而言，其強度和深刻性是無可比擬的。這 就是為什麼畢卡索呈現西班牙內戰歷史心 象的格雷尼卡這一幅畫作的重要地位形成的原因。 台灣的美術，或許應該省思從地 理的風土性再擴大視覺性幅頁，加入歷史 意象性。

而加入歷史意象性，二二八事件的記 憶和發現，是最重要的。它不只在主題上 具有包括生命、愛、公義、和平...等值 得追尋的課題﹔在題材上也至為豐富。在 台灣的文學界、音樂界、電影界...都逐漸在記憶和發現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的時 際，台灣的美術界也應該加入這樣的行 列，形塑出台灣美術更具意義的形色。

戰後台灣的美術運動史，特別是美術 運動裡的精神史，也許要經二二八事件的 歷史記憶和發現去尋求，去構築，才會真 正形成吧！這樣的期待不只對於質深美術 家──他們親身體驗，見識了二二八事 件，而且在美術的技藝上臻於高度水平﹔ 更要對戰後世代的美術家──他們巳經有 機會面對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而且在戰後 世界美術動態中學習了許多藝術與社會的 關連性動向。

正當台灣邁入重建的年代﹔正當台灣 社會要從戰後長期戒嚴體制，國會未全面 改選的威權統治形態的破壞、壓制解放出 來，尋求在政治上的新結構條件﹔正當台 灣的社會追求改造的現在和未來年代裡， 文化的反省和建構正面臨著更大的責任、 更多的期待。文學和藝術的呈顯和形構， 在這樣的環節裡，也更需要文學家和藝術 家的更多參與，更大投入。

台灣的美術家們，用你們的手，用你 們的腦，用你們的心，從二二八事件的歷 史裡呈顯出美術的關係吧！二二八歷史的 記憶和發現不只是史學家的課題，不只是 文學家的課題，更是美術家的課題。

圖說: 台灣畫雜誌社于1992年主辦228座談會

摘自台灣畫第3輯：紀念228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