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黃于玲

1996年12月，旅居法國巴黎的台灣前輩畫家張義雄，帶回來一幅名叫《一世紀》的油畫，那是特別為參加今年228五十週年紀念而畫的。

《一世紀》描寫台灣一百年來的命運，圖案化的表現方式，連小學生都一目了瞭然。張義雄遠遠站在法國巴黎看故鄉台灣的變遷，從畫面看來，並未著上巴黎派浪漫的色彩。

張義雄，1914年生於嘉義市東門，在本土美術史上，是第一位去巴黎定居、在那裡畫畫的前輩畫家。他受立體派畢卡索以及後期印象派高更的影響，建立了融合本土情感與巴黎派精神的畫風。

今年八十四歲的張義雄，至今仍住在他心目中美麗的巴黎，每天畫畫。他由反映著台灣五○年代憂鬱生活的「黑線條」，畫到九○年明朗的「白色時代」，生命的滄桑，付予他創作的養分；他把自己的汗和淚畫入畫裡。

張義雄少年時就去日本求學，兩洋中學的校長中根先生，看出叛逆的張義雄，未來不是成王便是成寇，於是對他說：「yoshio，努力些，將來你要作世界的張義雄！」

1932年張義雄考取帝國美術學校，那是他生平唯一憑己力考上的學校，不料卻逢父親去世，悲喜之間，他跑到松林裡痛哭一天。 失怙猶如失去生活的依靠，從此，張義雄逐漸走入浪人生涯。第二年他離開學校，進入川端畫學校補習素描，一心一意要考東京美術學校。為籌措生活費以及川端的學費，他充當送報生、送牛奶員，或到壽司店當小弟、當車伕、或在街頭為人畫像；可是連考六次東美都落榜，即便是川端的老師，都拜託他別再唸了。

生性激烈、具有浪人性格的張義雄，出身台灣嘉義望族，祖父元榮，是漢學先生，寫詩時另名少六。父親國語學校畢業，任職文官，因他的教員禮服而被暱稱為「金蔥仔」。他具有強烈崇拜英雄的情節，所以一結婚，就決定以「嘉義光明英雄」為未出世孩子的名字，如嘉英、義雄。

1920年初夏，龍眼花開的季節，飛來一群群白頭翁，光頭的小男孩，在龍眼樹和蓮霧樹間追著鳥兒玩耍。小鳥吱吱喳喳的叫聲，持續著建築起一個美麗的世界；小男孩希望牠們永遠不要停止歌唱。

那個六歲的小男孩是家裡的老二，分配到義雄這個名字。童年時，他常望著連綿的枕頭山作眠夢，他愛畫畫，卻是從大人的雙腳開始往頭上畫；家人反對他長大後去當畫家，他只好帶著布袋戲尪仔頭和檳榔葉扇子離家出走。

張義雄從小不愛讀書，喜歡在荒野上與動物為伍，獨享漂泊的浪漫與苦澀；他疼惜小動物的心情格外溫柔。

有一次生病，來看病的醫生是四叔，他要打針，張義雄不肯。這時他看見四叔口袋裡突然冒出一個松鼠頭，腳上繫著鏈子，「如果打了針松鼠就是你的了」四叔哄著，可是打完針，松鼠卻還是跟著叔叔回家。母親說他那愛動物，應該去當四叔的小孩。

五短型的張義雄，自認為長得很醜，大部分時間都因為自悲而脾氣暴躁，原本潛在心裡些許同情心與愛心，等到脾氣一發，也就蕩然無存。

不過為了畫畫，張義雄倒可以拋棄一切世俗價值觀念，以原始真摰的面目，面對虛偽的世界，並在創作過程中一再否定自己。他常說：「我是無名的野草，無日頭、無露水，原在是要開花。」

1944年，想進入東美的夢想落空，張義雄於戰爭中前往北京，並在當地與自小相識的江寶珠小姐結婚。

江寶珠是被丟在古井邊的棄嬰，被一對善心夫妻撿去收養。幾年後養父死了，養母改嫁，孤單的她流落到張義雄家，那時只有十歲，比張義雄小三歲。她一路跟隨張義雄浪跡天涯，當東京大空襲將她的房子炸毀時，她以領到的補償金，一路追趕到北京去，兩人終成眷屬。

一直將張義雄當少爺看待的江寶珠，在日本時，發現張義雄在街頭從事人伕那種苦力的工作，傷心得淚如雨，不斷滴落來。她說：「我可以吃苦，你不行，你要當大畫家。」

1946年這對苦命鴛鴦自大陸返台，隨身只有兩件行李──一個鳥籠與一把吉他，開始十七、八年的台灣生活。

張義雄身上，混淆著台灣三○與五、六○年代的氣味，那就是些許優美的哀愁，以及和生命搏鬥後的風霜。

短短十多年間張義雄搬了八次家，其中曾在第三水門和第九水門設立畫室教學生，所以那些學生就組一個「河邊畫會」，有許多都是當年師大與北師的高材生。

張義雄曾在師大美術系任教〈前身第一屆為師範學院〉，與溥心畬同事，但是因為素描功力很強，而被學生稱為「拳頭師」的張義雄，卻要幫溥心畬倒水磨墨，也常被同事當成工友使喚去買香煙。

窮苦的日子一直未曾離開張義雄，教畫畫之外，他又開了一家鳥店。他曾躲在鳥店陰暗的地方，偷偷畫一名不願被畫的老人，而完成油畫《補雨傘》，他說那時他連一隻破雨傘也沒有。

人稱他太太為鳥仔嫂，鳥仔嫂每在煮飯時，看到沒剩幾粒米，就唱一首歌：「嫁乎畫圖尪，一個米桶空空空。」為了不讓孩子餓肚子，她往往在黃昏時，趁中央市場收攤前，趕去撿一些被丟棄的青菜，也算度過一天。

三餐吃不好，四處流浪的張義雄認定每一張畫布都有它的生命，有時可以有很好的去處，若是不幸跟著他，也會盡力照顧，因為他對它有愛情。但是有一次搬家，因為地方太小，他只有將40號的一幅油畫剪為4號。那張畫，畫著妻的裸體，背景是幾朵長在垃圾堆的梔子花，身體和花都被撿掉，只剩妻子的一張臉；張義雄說像青番。

1993年底，張義雄對我訴說他的一生，說到心酸處，突然自口袋裡掏出一個五公分不到的口琴，努力吹一首曲子，說裡面有他的心聲。我從未看過一個人，如此用全生命的力氣吹著一個小口琴，他光亮的禿頭隨著旋律左右搖晃，臉色一陣紅，一陣青。

然後他又快捷的跳起來，變一個銅板不見了的魔術，出乎意料的動作，使人在淚濕時又忍不住笑出來。我想起「小丑」和小丑的歌，很深刻。

張義雄五○年代在台灣完成的那些早期作品，在他畢生創作中被稱為「黑線條時期」。鬱悶又厚重的色彩，低沉的流入畫面，就像《一世紀》純黑的部分，毫無光華可言。那幾年，他不知道什麼東西叫做「笑」。

張義雄於五十歲移居日本，在新宿與上野公園一帶以畫人像維生，太太則幫人洗衣服。1973六十歲那年，張義雄利用妻子做工賺的錢前往巴黎，第一次踩踏在巴黎蒙馬特的巷路上，竟是一路淚流不止。他一生夢想美麗的天國──巴黎，終於就在眼前，以為今生今世永遠無法到來呀。

「我不是天才，只是得長命畫好畫，由台灣到巴黎，甘願追求甘苦，為了找一條路可以畫畫。現在有人要帶我去死，也願意，只求可以拿著畫筆斷氣。」他又說：「人生有逆境才有光彩。」

但是他的妻子說：「我要把過去種種放水流，再也不要想起。」

張義雄的繪畫之花到了七○年才含苞，九○年才奔放開來。1991年在他的個展裡，有人一早就去畫廊門口排隊，還有兩個人因要訂同一幅畫而打起架來。張義雄拿著賣畫的錢在巴黎十八區買了一棟房子，繼續畫畫，人生至此已無憾；不過正如他所說，若不得長命，一切也是惘然。

自從1980年決心定居巴黎，張義雄的一生，為走在繪畫道路之上，已經是歷盡滄桑。1973年以妻子賺來的工錢第一次前往時，只夠他短暫停留，不久又帶著畫布匆匆離去。但是，幾年後他還是再度回到夢寐以求的地方。初抵巴黎時，張義雄寫了「這個町」一首詩：

很靜，可聽亡者的腳步聲

無名畫家的劇場是我生活的糧食

山丘下的閣樓裡

塞納河邊買的青黃鳥在哭啼

Toipudolu在身旁

一切可拋的旅人

在這個町哭泣

在這個町手淫

在這個町畫畫

青春日已遠走

這個町 這個町

是我流浪最後的火車站

終於，我們看見張義雄在藝術上所追求的，不是絢麗的詩篇，而是與生命搏鬥過後的悲歌與歡愉；也是在一片黑暗中，一刻也不曾放棄要努力的決心。

在他《一世紀》這張畫裡，接連黑暗的，是一片光明。

後記︰本文為張義雄的故事精華篇，作者完成台灣畫第9輯張義雄的故事後，應中央日報副刊邀請另寫本篇；本文同時收錄于南畫廊出版的《真實一生/台灣前輩畫家的故事》。

摘自︰中央日報1997.02.25，真實一生/台灣前輩畫家的故事